快樂，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對腫瘤防治的一次革命。
人類抗擊腫瘤已 100 多年，手術、化療、放療等治療手段相繼問世，免疫治療、靶向治療、基因治療等治療新技術亦層出不窮。在一系列對腫瘤的密集打擊中，一些科學家正提出一個讓人眼前一亮的防治方法：快樂！
癌癥性格一說在社會上有著相當深厚的群眾基礎。很多人都深信：具有一些特定性格特質（比如神經質、易怒、悲觀或是孤僻）的人群更容易成為癌魔狩獵的對象，而開朗樂觀則有助于預防和治療癌癥。這種觀點究竟有沒有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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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小鼠”的腫瘤變小甚至消失了
癌癥死亡是一個令人生畏的話題。十多年前，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對癌癥的三個“1/3”的解釋，即 1/3 癌癥病人可通過一級預防防治癌的發生；1/3 癌癥通過二級預防可明顯提高生存率，甚至根治；1/3 癌癥可通過合理的綜合治療提高生存率。“這個觀點在 10 多年前提出，至今看來很有遠見。
2010 年《細胞》雜志刊登了一個外國實驗室的發現。實驗室人員把一群小鼠放在一個“豐富的生存環境”，即籠子里放有各種小鼠喜愛的玩具，每只籠子中的小鼠數多于 8 只，保證它們盡情地互動，生活在這種狀態下的小鼠被稱為“快樂小鼠”。
將“快樂小鼠”跟對照組小鼠比較，研究人員發現，“快樂小鼠”的腫瘤變小了，證明良性的精神刺激對腫瘤竟有抑制作用。科研人員提示了一條“神奇通路”：大腦皮層良性刺激-海馬區（“快樂小鼠”有“腦來源神經營養因子”高表達）-自主神經（主要是交感神經）-脂肪組織（脂肪因子）-抑瘤。實驗涉及黑色素瘤、胰腺癌、結腸息肉病等。
成年小鼠的大腦
研究人員在實驗鼠的飼養過程中也營造了“豐富的生存環境”，在飼養籠子里擺放了迷宮、玩具、房子、滑輪。在紅外線拍攝下，記者看到，小鼠不僅白天玩，在夜間也玩耍頻繁，表現活躍；而對照組小鼠則顯得平靜甚至有些呆滯。
結論
比較兩組小鼠發現，“快樂小鼠”的腫瘤重量比對照組的都要低，有的腫瘤不僅變小，還消失了。實驗涉及的黑色素瘤、胰腺癌、肺癌都有類似情況。其中，黑色素瘤抑瘤率 43.1%，Panc02 胰腺癌的抑瘤率為 58.2%，Lewis 肺癌癌的抑瘤率為 36.5%。研究人員也在“快樂小鼠”的下丘腦發現了“腦來源神經營養因子”高表達。
在世界上幾個零星的實驗室里，科學家正在獲得中樞調控系統與腫瘤關聯的新證據。上海市腫瘤研究所最近發現：“良性精神刺激可能改變了癌細胞的代謝，同時影響到免疫系統。”這提示了精神行為可能對腫瘤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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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找準機會組建體內獨立王國
我們有必要來重新認識一下腫瘤。
越來越多的證據認為，癌癥是一種系統性疾病。
癌癥會在全身轉移
癌癥是一種以局部組織異常生長為特征的全身性系統調控失常的疾病。
人體有兩大系統性調控系統：中樞性調控系統和外周性調控系統。
中樞性調空系統
中樞性調控系統包括全身的激素系統（腎上腺、性腺、甲狀腺、其它激素器官）；自主神經系統，這里有交感神經、副交感神經，控制免疫器官、胸腺、脾臟等。這好比身體內的“中央政府”。
外周性調控系統
外周性調控系統存在于各種器官，肝、胰、消化道、肺、腎、皮膚、脂肪組織等。這好比身體內的“地方政府”。這外周調控系統，正是國外所忽視的。
上海市腫瘤研究所同時關注并研究這兩種系統，張志剛研究團隊發現，肝存在著非神經來源的神經遞質及其受體、激素及其受體與局部免疫系統的調控網絡。此前已有研發發現，脂肪細胞可合成雌激素與促胰島素分泌的激素，也就是說非內分泌細胞也可以分泌激素。這些發現提示，器官水平也可能存在一套甚至多套神經遞質-激素-免疫的調控系統。
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上海市腫瘤研究所顧健人教授作過一個形象的比喻：腫瘤的形成就是中樞性調控系統“不作為”、外周器官/組織的調控系統“亂作為”，腫瘤就是“黑社會”，自我膨脹，破壞社會穩定，破壞警察系統（免疫系統）。人體免疫系統應該是攻擊癌細胞的，結果被腫瘤“教唆”，變成了它的保護傘。“腫瘤好比組建了一個體內的獨立王國，這是腫瘤難治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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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型樂觀與腫瘤的預期治療
此前的研究把非現實性樂觀主義認為是一種研究偏差；在早期的腫瘤臨床試驗中，這種偏差可能會對患者或受試者的知情同意產生影響。然而，樂觀并不是一個單一的結構；它也可以被定義為一個普遍的傾向，或所謂的氣質性樂觀（Dispositional optimism）。在近期發表在 Cancer 上的研究，研究人員評估了在早期的腫瘤臨床試驗中，氣質性樂觀是否與患者或受試者的個人治療效果的高期望（而不是治療誤解）相關。
結果發現，氣質性樂觀與更高期望的個人治療效果顯著相關，但不與治療性誤解相關。氣質性樂觀與非現實性樂觀主義弱相關。在多變量分析中，無論是氣質性樂觀，還是非現實性樂觀主義都被認為是與較高期望的個人治療效果獨立相關。
在早期階段的腫瘤臨床試驗中，目前的研究數據表明，患者的治療效果的預期與一個更積極的人生觀，或參與試驗的具體方面的結果偏差的預期有關。并不是所有的樂觀情緒都是一樣的，在早期腫瘤臨床研究中，不同類型的樂觀傾向可能會有不同的后果。
關于氣質性樂觀（Dispositional optimism）：
Scheier 等人于 1985 年首次提出了“氣質性樂觀”這一概念，認為氣質性樂觀是對未來好結果的總體期望。他們認為，樂觀是一種人格特質，擁有較高氣質性樂觀的個體對未來的事件報以積極的期待，相信結果會向好的方面發展。研究者認為，這種樂觀的特質會幫助個體更好地處理挫折，也會使個體具有更高的挫折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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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治療不能“只見腫瘤不見人”
對患者個體的關注，已經成為如今腫瘤防治的焦點之一。遺憾的是，大家忙著翻炒國外的主流理念，真正的關鍵問題我們還遠遠沒有解決。
腫瘤并非孤立的，其它疾病也可引發腫瘤。
此外，腫瘤的一級預防里的外因還包括化學致癌、病毒、細菌等環境因素。也就是說，我們所處的環境，以及生活方式、飲食方式，關系到癌的發生。
內因除了大家比較熟悉的遺傳因素，還包括神經/激素/免疫系統失常。這再度提示了神經緊張與癌的關聯，這也是近年科學家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
2000 年，LeeHood提出了 “4P醫學” 理念，它是“預防醫學”、“預測醫學”、“個體醫學”、“參與醫學”的英文首字母縮寫。
這其中的“預防醫學”包含了世界衛生組織談到的一級預防、兩級預防，即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以早期診斷為例，上海市腫瘤研究所覃文新研究組發現了DKK-1可作為對肝癌早期診斷的新標志物，受到國際關注，已進入多中心驗證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4P 醫學提出“參與醫學”的觀念，強調病人的參與。
科研人員已經認識到腫瘤治療是一個機體平衡狀態的重新建立過程，其中，精神因素對癌的發展有微妙關系，這就需要醫生必須關注病人的精神狀態。腫瘤治療只關注腫瘤本身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關注生腫瘤的人，“見病不見人”可能是我們必須糾正的認識和實踐誤區。
快樂，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對腫瘤防治的一次革命。
注：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MedSci」，點擊下面 “閱讀原文” 查看原文相關信息
